南方诗歌精神谱系建构及其批评实践的自觉

　　摘要：2022年6月，何光顺教授的《南方诗论——以广东新诗批评为中心》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这是一部中国诗歌批评研究的重要论著。在这部著作中，何光顺将《南方诗选》《珠江诗派》中已经谈到的“南方精神”、“南方诗学”、“南方传统”继续予以阐发，并以其系统性、严谨性和原创性而为批评界和学术界所重视。这部批评专著，主要分为上篇、中篇、下篇和别篇四个部分。上篇(当代汉语诗学的理论建构)、中篇(南方诗人群落的多元景观)、下篇(南方诗人的个案分析)、别篇(南方诗人的艺术缘域)，共四篇二十章，全书系统性地阐释了以广东为中心的南方诗人群落的多元景观，并建构出其精神谱系。对南方诗歌的命名及对其精神谱系的建构，确立了何光顺的南方诗学话语体系。何光顺对南方诗歌精神的研究、命名与谱系建构，应值得学界特别是文学界诗歌界的尊重与肯定。

　　关键词：南方诗歌;精神谱系;建构;意义

　　对南方诗歌开展研究，建构南方诗歌精神谱系，是何光顺教授自2015年底开始主编《南方诗选》和参与主编《珠江诗派》以来就着手从事的工作。这两部诗选均于2018年出版，其中收录了包括笔者在内的广东众多具有代表性的诗人，虽不免于有所遗漏，但从其主编这两部诗选所期望开展的工作来看，其有关“南方诗歌”“南方诗人群落”“南方精神”“南方诗学”“南方传统”的命名，昭示了作者明确的使命感，即令那些已经形成流派的和正在形成流派的诗歌群落和诗歌现象，通过这种命名能够更好地出场，能够以较为系统和整体的方式向诗歌界和批评界展示以广东为中心的南方诗歌的创作实绩。“南方诗歌”这个名字，虽然以前不是没有人提，但作为一个重要的概念，却可以看作是在何光顺的《南方诗选》中才得到正式确认的。“南方诗人群落”可以看作是何光顺首先提出的一个概念。除了对于已经形成流派和重要诗歌现象的“底层打工诗群”“完整性写作诗群”“口语诗群”“垃圾诗群”等进行编选和推介以外，何光顺还就一些已经初步彰显出其写作理念和修辞特征的正在形成中的诗歌群落进行了命名，比如“都市写作诗群”、“新女性写作诗群”、“学者型诗群”、“纯技术诗群”、“新乡土诗群”，这些都体现出何光顺对广东诗歌群落予以命名的自觉。在广东诗歌群落以外，何光顺还探讨了四川的存在诗群和以湖北为中心的湍流诗群等，而“南方精神”则是何光顺谈南方诗歌和南方诗人群落的旨归所在，何光顺探讨南方诗歌和南方诗人群落，其要旨就是在于提倡和彰显一种“南方精神”，即近代以来西方海洋文明与中国大陆文明碰撞中肇端于广东并渗透于中国近现代文化中的一种精神气质。

　　2022年6月，何光顺教授的《南方诗论——以广东新诗批评为中心》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这是一部中国诗歌批评研究的重要论著。在这部著作中，何光顺将《南方诗选》《珠江诗派》中已经谈到的“南方精神”、“南方诗学”、“南方传统”继续予以阐发，并以其系统性、严谨性和原创性而为批评界和学术界所重视。这部批评专著，主要分为上篇、中篇、下篇和别篇四个部分。上篇(当代汉语诗学的理论建构)、中篇(南方诗人群落的多元景观)、下篇(南方诗人的个案分析)、别篇(南方诗人的艺术缘域)，共四篇二十章，全书系统性地阐释了以广东为中心的南方诗人群落的多元景观，并建构出其精神谱系。在此前，我已就两部诗选写过一篇专门批评文章《南方诗歌精神高地的建构——试评<南方诗选>和<珠江诗派>》，谈到了何光顺建构南方诗歌精神高地的雄心及其以“南方精神”切入广东诗歌研究的意义。在读完这部最新出版的《南方诗论》以后，也有一种使命感趋使着我希望就何光顺教授所谈的“南方精神”和“南方诗歌精神谱系”建构问题，再作深入思考和研究。我想，这个问题也值得学界更多学者来共同关注和思考。

一、对南方诗歌精神的命名
 

　　对于“南方诗歌精神”的命名，何光顺主要是从何谓“南方”、何谓“南方诗歌”、何谓“南方诗歌精神”(亦简称“南方精神”)这三个层次来展开的。

　　何谓“南方”?何光顺在《南方诗选》的序言《序：南方的诗，从自由的领地升起》中如是指出：“精神的南方，在江南以南，在五岭以南，是在传统北方延伸的最末端，它靠近大海，既未与北方的传统完全脱离，又不至于被北方扼住喉咙而窒息。而再向南再向西，就给予了南方无限的活力与憧憬。南方是现代的，是今天的，是走向未来的，是象征着温暖、光明，意味着开放、包容，寓示着启蒙、觉醒的。在五行中，南方属火，南方的光明，在近代以来开始把华夏照耀。那中原的沃土和北方的原野承载了华夏民族太多重负，而今已变得伤痕累累。阴冷的西伯利亚的寒风，几千年来卷起的漫漫黄沙，早已遮蔽了华夏文明的星空。华夏的希望必当在最南端的靠近大海的蓝色的地方，重新引入澄澈和明净的力量。”[ 何光顺：《南方诗选·序》，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2018年，第2页。]由此可见，这南方是属于具有改革开放与创新创造精神的南方。

　　在何光顺看来，从文化上来说，近代以来的“南方”至少发生了三次变迁：第一次是以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南方的北上)为其典型事件，它主要是经济、政治和技术的。第二次是辛亥革命、北伐战争，甚至还可以囊括进红军中央苏区的万里长征北上，它主要是政治的、军事的。第三次是1980年代开始后的广州作为开放港口城市、珠三角作为经济开放带、深圳成立经济特区、香港和澳门回归，形成珠港澳经济带，这主要是经济的。而真正的南方精神，却主要是在1980年代特别是1990年代以来形成并发展成熟的。而这个南方对于诗歌而言的，则是诗歌中的南方，是被建构的，特别是随着外来打工诗歌的崛起与广东本土诗歌的现代性转换而形成的，也就是何光顺所说的：“作为真正意义上的诗歌的南方，就是在1990年代特别是在20世纪后形成的。”[ 何光顺：《南方诗论·序》，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2年，第5页。]

　　何谓“南方诗歌”?何光顺认为，为着致力于唤醒从事诗歌事业的人们，在确立南方精神和理念的旗帜中，必得寻找和发现这种精神的肉身——诗歌，必得为体现这种南方精神的诗歌进行命名，让其闪耀着光芒进入这个时代的文化中心。鉴于南方诗歌还未曾有一部为他命名的诗集，众多的诗人，众多的诗作，还处于无名的沉默中这一状况，为推动南方诗歌的真正出场，何光顺遂独立主编和出版这部《南方诗选》，并为南方诗歌作如是界定：南方诗歌就是从以珠三角为起点的南方开端的具有改革开放与创新创造精神的诗歌，它在近代开始萌芽，但却实际是在1990年代以后才得到真正发展的。

　　何为“南方诗歌精神”?《南方诗论》中如是阐释：南方诗歌中孕育的一种具有现代性的启蒙精神，虽是以珠三角出海口的广东为起点的，但它也并非与华夏民族的历史传统无关，而是有着古老的华夏民族诗学的根基，并关涉着自然、伦理和神圣三重维度。在《南方诗选》的序言中，何光顺认为主要还是以广东为核心区域在呼唤一种自由的、开放的、包容的诗歌精神，一种大陆农耕文明在向海洋文明突进中所遭受到的痛苦书写和历史新生，而在《南方诗论》中则已将一种“精神”上的“南方”扩大到了整个当代华夏文明。南方诗歌精神谱系也就不再只是局限于地理的南方，而是现代商业和城市文明在从南向北的推进中，就生长出了北京的朦胧诗群、四川的第三代诗到存在诗群、以湖北为中心的湍流诗群，还包括接受了较完整的现代教育而极具现代精神特质的“70后”诗人等。

　　《南方诗选》和《南方诗论》将“南方”指向现代和变革的精神，它不同于“北方”象征的古老和保守，这种作为精神的南方推动着这个民族的成长。这样，南方精神，与两著中所提到的四川诗歌的“陆地气质”就并非冲突而是可以涵容的了。南方精神，就是呼应着历史，呼应着一种作为经济、政治、文化和文学的历史运动而产生的，它命名了文学和诗歌意义上的现代性的南方，它最初以广东，以珠三角为现实的南方，但在诗歌中却是以整个中国的反抗运动为起点的。这个反抗运动，就把南方最早接触到的西洋文明或西方文明直接引入华夏大地或中国大陆。而南方诗歌精神，就是以广东诗歌为代表的南方诗歌所呈现、表现与凸显的具有传承、开放、创新与包容的现代性精神。
 

二、对南方诗歌精神谱系的建构
 

　　南方诗歌精神不是一种抽象的存在，而是有一个历史发展的具体的谱系。在《珠江诗派》的序言中，何光顺已经超越《南方诗选》中所梳理的1990年代的广东诗人群落，着重梳理了南方诗歌精神谱系建构的三个阶段[ 温远辉、何光顺、林馥娜主编：《珠江诗派·序》，广州：广东旅游出版社，2018年。]：

　　第一个阶段是从近代到现代的转型阶段，最初有黄遵宪、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丘逢甲作为成戌变法前后打起“诗界革命”旗积的广东诗人群体，首先为中国新诗做出了某种现代性的准备。随后又有梁鼎芬、曾习经、罗惇曧、黄节作为“岭南四大家”登上广东诗坛，而孙中山、廖仲恺、胡汉民作为中华民国的建立者，不仅用诗篇唤醒沉睡的旧邦，而且用行动来改造故国，重启新命。苏曼殊、朱执信、汪北镛、詹安泰、陈洵、古直、叶恭绰、阮退之、黄海章、洗玉清、李金发、蒲风、梁宗岱、欧阳山、陈残云、黄宁婴、芦荻、温流、冯乃超、雷石榆、李育中、缪白苗、陈凡等大批广东诗人的涌现，更体现出广东之于中国近现代文学的重要意义。

　　第二阶段是1949-1978年三十年社会主义文学阶段，主要以政治诗为主，否定个人化的具有独立主体性的写作，而强调整体化的具有人民代言性的写作。这时期的广东诗人的代表主要有柯原、柯岩、王季思、刘逸生、韦丘、野曼、周钢鸣、欧阳翎、张永枚、李士非、欧外鸥、关振东、韩笑、西彤、岑桑、曾敏之、韩北屏、郭光豹、罗沙、于最、莫少云、沈仁康、西中扬、黄蒲生、叶知秋、向明、黄雨、梵扬、左夫、钟永华等。

　　第三阶段是新时期诗歌写作，前一段，广东诗歌更多是呼应北方的，诗歌的中心在北京，后转移到四川，而珠江流域，以广州为中心的珠三角城市群，正忙于经济改革所带来的效益增长。但这时期珠江流域也出现了许多优秀诗人，如洪三泰、筱敏、谭日超、郑玲、郭玉山、郑启谦、李经纶、吕海沐、桂汉标、唐德亮、赵红尘、郑木胜、刘虹、胡的清、晓音、卢卫平、方舟、张慧谋、张况等。后一段是在邓小平南方谈话后的1990年代开始的，在这一阶段，广东诗歌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超越了北方。珠江诗派真正具有全国性的影响，也是从1990年代开始的。这一阶段的诗歌就与《南方诗选》所提出的广东诗歌的生态群落状况相呼应了，即出现了完整性写作诗群、底层打工写作诗群、新女性写作诗群、纯技术或玄学诗群、口语写作诗群、都市写作诗群、新乡土写作诗群、垃圾写作诗群。

　　在进行《南方诗选》和《珠江诗派》编选的同时，何光顺以“云山凤鸣”诗歌公众号为阵地，推动当代南方诗歌精神谱系的建构，并进关注四川新诗群体及湖北新诗体群。相关的文章也已收入《南方诗论》。何光顺认为，当代四川新诗的重要性，不仅在于1980年代从四川兴起的“第三代诗”席卷全国，成为其时中国诗歌的中心所在，而更重要的是从“第三代诗”到1990年代后“存在”诗群的演进所折射的“陆地气质”和“大陆精神”。这种“陆地气质”和“大陆精神”既是四川作为东亚大陆文化典型代表的内在品格的体现，同时也是华夏民族作为东亚唯一本原民族的历史精神的结晶，而且最终在与西方文明“海洋精神”的现代遭遇中形成其成熟形态。没有西方海洋文明中的“海洋精神”作为异已物的存在，就不会有中国大陆文明中的“陆地气质”的形成或“大陆精神”的成熟。当代四川新诗群体就正是在这种中西方本质精神的遭遇中展开其写作实践，是重造传统又借鉴西方并植根于本土性经验中生成其先锋性的艺术精神和艺术追求。可以说，以四川新诗群体为例来阐释华夏民族诗学精神的某种内在本质维度，也有利于在经历中西方文明碰撞的“差异性”体验中为当代中国新诗找到回归华夏文明“同一性”故乡的道路。

　　此外，何光顺还将目光放到湖北的湍流诗群，认为以湖北公安为最初起点的湍流诗群可以作为连接南方诗歌的西南和东南两端的重要纽带。这种对于湖北诗歌的关注是对的，因为湖北在广义上说也属于南方，这是从地理上看的;更进一步从“南方精神”主要着眼于现代商业和城市文明来看，湖北武昌起义是受孙中山先生的思想影响与推动的，它推翻了皇权专制，揭开了中国民主革命的序幕，是中国近现代史的转折点，这使其又具有了朝向自由、民主、开放的维度，而又可以归属于南方精神所强调的现代性精神谱系。

　　为此，在《南方诗论》中，何光顺以一整章来论述湍流诗群。在第七章《矛盾书写与神秘应和中的“湍流”诗歌精神》中，何光顺在陈述湍流诗群的发展过程，指出了湍流诗群的典型特征——湍急、旋涡和卷入，还根据湍流诗群重要成员的作品来重点论述湍流诗群南方精神的重要体现：一是以一种“现代性—缘域”重建的可能来展现旋涡里的沉落和重生;二是湍流精神是一种矛盾和悖论修辞中的思想生态。

　　这种“现代性—缘域”是何光顺借助对波德莱尔诗歌的研究来尝试展开的对于中国现代诗歌特质所作的一个分析，而其以湍流诗群为典型个案，则无疑是一个很好的切入口。湍流诗群的主要组织者和发起者野梵是湖北公安人，从对于古典诗学的继承上来说，是上承明代的“公安三袁”(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乃至可溯源至战国末期的楚辞文学的影响的，而从其对于现代性的开拓来说，湍流诗群的诗人们又是瞻望着南方，向着从南方吹来的现代生活而进行书写的，这样一个写作，就成为古典—现代、北方—南方、乡土—海洋、中土—异域、东方—西方的差异中的融合，矛盾中的共生。而这就生成了南方诗歌精神谱系的“新奇”的渴望和主体性“自我”的重建，这也是何光顺在谈波德莱尔时所指出的：“这种对‘新奇’的渴望，展现了诗人在解构浪漫主义和古典主义文学同一性的想象中，又不完全停滞于现实生活的破碎和分裂，而又渴望往更高处或它处寻求超越的冲动，这就是我(同一性)—非我(他化、异质性)—再转向我(非同一性、缘域化)的现代性文学内在丰富性的生成，它常常借助梦的形式来进行，‘象征主义首先是梦进入文学’。”[ 何光顺：《文学的他缘——波德莱尔<恶之花>的“现代性—缘域”重释》，《国际比较文学》2020年第2期。]

　　何光顺在探讨湍流诗群的这种象征主义写作时就谈到了“其所采用的诸种创新性的艺术修辞，如矛盾和悖论书写、打通事物隐秘联系的隐喻和象征手法、在宏大荒凉场景中反衬情感和精神的痛楚”[ 何光顺：《南方诗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2年，第93页。]，这就指出了湍流诗群所具有的在古典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的矛盾与冲突中挣扎、反抗、裂变和重生的各种可能及其情感与精神上的渴望与痛苦。这种处于交错地带的具有内在冲突的精神特质，又吸引了同为南方的南京的诗人梁雪波、及北方的山西的诗人如非默、默雷、唐建平和四川的诗人老非等的助阵或加入。而这就是何光顺以“边缘外的无声和平静：只是语词的沉默”所描述的湍流诗群如旋涡那样的存在状态与包容性特征。由此可见，何光顺所建构的南方诗歌精神谱系具有开阔性，但又有灵魂作主线牵系，而不是宽泛无边的。
 

三、“南方精神”命名及其谱系建构的学理基础
 

　　何光顺对南方诗歌精神的命名及其谱系建构，有着深厚的学理基础。在《南方诗论》中，何光顺以一种理论创造与创新的自觉，对南方诗歌精神进行了系统的论述与阐释。譬如何光顺通过对东荡子、海上的诗歌作品及其神性写作的研究，捕捉到了两位中国诗人最敏感的神性之思，指出这种“神性”之思或曰“神性”写作，就是真正诗人的真正的坚持，并结合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在《诗人何为》一文中所提出的诗人的使命：“在贫困时代里作为诗人意味着：吟唱着去摸索远逝诸神之踪迹”，以及远古时代的祷辞、巫歌的特点，来强调神性是文学和诗歌最内在的品质，也将成为文学之永生的前提和基石。还通过对文学的物性、神性、人性的三性交融走向一性(或神性或人性)独白的深刻论述，来证明物—神—人，就是诗歌永恒的主题，而以神性作为其最高渴望。而神性写作，则是南方一些重要诗人所秉持的重要写作理念，也是南方诗歌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当代中国南方诗歌最能体现“现代性”的是良知写作。何光顺通过对东荡子等具有代表性的南方诗人的诗歌写作及诗歌创作理念的研究后得出这样的结论：“真正伟大的写作，并不是首先从形式技巧进入的，而是从心灵开始，从天地万物之道开始，从作者所能回应的这个世界的良知处开始。”[ 何光顺：《南方诗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2年，第10页。]更结合古代西方与东方哲人柏拉图、孔子的批评学说中得到启悟：“诗歌写作首先从良知开始，它关乎人心、正义和真理。良知就是关乎生命的基本伦理，也是诗歌的基础伦理。”[ 何光顺：《南方诗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2年，第11页。]何光顺也同时探讨了古今中外的哲学与诗学中关于“良知”问题的思考，并在大量当代诗歌作品的研究中，指出“良知”对于文学写作的奠基性作用，强调“良知就是一个伟大诗人写作的最初起点”[ 何光顺：《南方诗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2年，第11页。]。

　　南方诗歌精神，既具有开放性、包容性与创新性，又是具有传统性与民族性的，而传统性与民族性则是南方诗歌精神的重要基础与前提，也是其最重要的本源。何光顺特别强调汉语诗学的民族性品格。他认为，当代汉语诗学理论的建构，既需要批评家和理论家的介入，也需要诗人本身进入汉语诗学的历史传统之中，而方可能让汉语诗学走向成熟，并确立其既具有超越地域的普遍性，又有其民族性或语言的肉身性的诗学品格特征。在世界各民族的语言中，在当前世界最具有竞争力的语言中，汉语是仍旧保持着与自然、大地、风土和历史的密切关联的最具诗性或诗意气质的语言，它没有在过于符号化或概念化的道路上走得太远而抽空了其肉身的属地性，它有着和苍穹诸神关联的神圣超越，又有始终向着大地的归藏潜伏，它总是寓道于庸，寓精神的至高原则于日常的平实融和，这是汉语作为本真语言的最高贵品质，这种品质就需要有一批优秀的诗人和理论家来予以实践与探索。

　　为此，何光顺选取了海上、东荡子、世宾、黄礼孩、祥子等具有理论自觉的诗人进行了比较研究，对这些诗人的诗学理念加以概括、拓展与延伸，既肯定其合理性、价值与意义，又指出其存在的不足。在《南方诗论》中，何光顺多次提到世宾在广东诗坛是最具理论自觉的诗人，认为世宾的诗歌有一种强烈的精神力量的追求，他试图给出未来诗歌的指向，未来诗歌的写作应该包括：“对现实具有介入精神和力量的诗歌、在语言上保持着创新和具有整合古诗传统的诗歌，以及在形态上具有开创性的诗歌。”世宾的特质和印记就是他有强烈的命名冲动，这种命名就是渴望对于一种“开创性”诗歌写作进行理论建构的自觉。世宾在提出完整性写作后又提出了境界美学的命题，这都是一种诗学体系建构的需要，也是一种命名的自觉。境界美学的命名体现着世宾在知识结构上的转型，就是从西方传统向中国传统的转型。由此，何光顺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当代汉语诗学的理论建构必须借助中西方理论和方法的会通，必须重视中国传统诗学的当代转化。”[ 何光顺：《南方诗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2年，第35页。]何光顺这一辩证性很强的结论，本身就有一种传承性、开放性与包容性，也是南方诗歌精神的重要体现。

　　在《南方诗论》中，何光顺十分注重和善于运用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来展开他对南方诗歌及南方诗歌精神的研究与分析。如他从世宾和祥子诗歌的比较中，看到了他们在诗学话语与写作实践方面的不同态度和尝试，而这也是我们民族的也同时是属于以广东为中心开展出来的南方诗歌的不同维度。他认为，广东诗人必须自我命名，而这也将进入南方诗人的自我命名。我们身处这个时代和地区的诗人和理论家需要有一种面向时代和我们自己的写作，以去展开我们自己的道路，以去展现自由者所应当有的话语权力。而这也是他提出“南方诗歌”“南方精神”“南方诗歌精神”这几个概念的因缘所在。他指出，在这方面，广东或南方诗人做得还远远不够，就以世宾所进行的诗学建构和理论建构来说，单凭“完整性写作”和“境界美学”这两个命题也还不足以支撑起一个自给自足的庞大的理论体系，而诗人祥子还主要着眼于“敏感者”的体验与写作，这个关于“敏感者”的主题也还未能充分展开，其诗学话语也未能得到充分讨论。但总体说来，世宾的完整性写作的理论倡导和祥子的敏感者写作实践，可以视作当代汉语诗学中的两条具有启发性意义的道路，而当为学者所注意。

　　在《南方诗论》中，何光顺又指出，每一个诗人都是为民族而生的，因此，他特别强调诗人必须为民族而写作，中国诗人要有面向时代的自觉。此外，何光顺对南方诗人群落的多元景观的研究也十分深入，指出南方精神是自由的象征，南方的诗，是从自由的领地升起的，南方精神的肉身就是诗歌，新时期南方诗歌的特征是极具革新精神与启蒙力量的，南方的诗是指向未来的。何光顺还分别选取了作为底层打工诗歌的代表诗人郑小琼、当代诗歌神性写作代表诗人黄礼孩，以及绝对唯我主义写作者浪子，当代东方诗歌隐秘写作代表诗人陈会玲等的诗作，作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并对这些诗人的写作进行命名与归类。在这些论述中，何光顺在学理上除了引经据典加以论证之外，还从比较中凸显重点研究对象的诗歌写作特征及其诗学理论特征，从而建立起他个人的南方诗歌研究的话语体系。
 

四、南方诗歌精神谱系建构的学术意义
 

　　作为学院派批评家，何光顺教授的批评文章，凡立论必有所出，必有所据，不失之于随感或杂谈，但同时，他的立论与陈述，又能保持与生命和生活本身的紧密联系，实现和当下现实生活场域中生命个体的有效互动。而最难能可贵的是，他的批评既指向社会现实又反身而诚，既学术严谨又充满生气，在纵横捭阖、深入浅出的立论陈说中形成自己的话语体系和独立建构，学术的高度与思想的深度，已尽然呈现于他批评与论述的文字之中。

　　对南方诗歌的命名及对其精神谱系的建构，确立了何光顺的南方诗学话语体系。无论其命名是否准确与科学，其建构的南方诗歌精神谱系是否经得起时间的考验，但毕竟已经在中国文学界诗歌界打开了一个话题，也构筑了一个诗歌精神高地——在民族的历史性精神和现代艺术谱系中来确立，而且也引发了许多后续者的研究与提出新的命名，如“南方批评”“南方精神”“南方诗学”“新南方写作”“世界南方文学”等。然而，综合对《南方诗选》《珠江诗派》特别是对《南方诗论》的考察，我们就会觉得，何光顺对南方诗歌精神的研究、命名与谱系建构，是严肃的，真诚的，认真的，扎实的，是建立在大量的阅读与比较的基础上的，是有着各方面学养厚植与累积的根基的，尤其是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对中国哲学的研究颇有造诣，且又广泛接触西方哲学，多年身处改革开放的前沿城市广州，文学视野与社会视野广阔，而这些均为他建构中国南方诗歌精神谱系，打下了坚实牢固的理论与思想基础，因此，他的研究、命名与建构是值得学界特别是文学界诗歌界的尊重与肯定的。

2023.10.11，完稿于西江南畔之鹤山。

　　(注：此文曾发表于《湍流》2024年总第9辑)